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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指挥作战需要的地图极度缺乏,晋冀鲁豫军

2020-03-01 09:20

晋冀鲁豫野战军进军大别山军事地图 陈辉光提供

军事测绘在作战指挥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军在创建初期,没有专门的测绘机构和专职的测绘人员,因此也没有条件进行军事测绘工作。在1933年时,根据军事指挥和作战实际的需要,我军开始设立战场测绘机构,中革军委在作战局下成立的地图科,这是我军最早的测绘机构。据此,军委作战局地图科立即行动,把地图科仅有的6名人员划分2个小组,以桐梓至贵阳公路为界,以遵义新老城之间的小石桥为高程起始点,分工负责。“遵义测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进行的第一次范围最大的战场测绘,在当时作战频繁、设备简陋、环境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各级测绘人员千方百计搜集资料,冒着炮火硝烟,调查兵要地志,精心绘制军事地图,虽然时间较短,测绘地形略图不是很精准。

进京后的军委作战部测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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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四十年代,一批知识青年凭着一腔热血,投身八路军,克服重重困难,在敌人的枪炮声中,绘制出一幅幅军事地图,为抗战以及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近日,年近九旬的测绘专家崔世芳,向人们讲述了自己早年参加八路军,从事我军早期军事地图测绘的经历。

军事测绘在作战指挥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军在创建初期,没有专门的测绘机构和专职的测绘人员,因此也没有条件进行军事测绘工作。在早期的游击作战中,主要是靠当地人民群众做向导,或是用一般的地图指挥行军作战。后来,随着军队的发展和作战的需要,我军开始标绘了简要的军事要图,但都不是很准确。

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因为器材缺乏,技术力量也很薄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制图科(其前身是1940年10月太岳军区决死一纵队地图翻印小组)不但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制图任务,同时还培养了一批测绘人才。与此同时,制图科也在不断壮大,1945年10月,从抗大六分校选调了5名具有大学、中学学历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制图科工作,他们后来成为我国测绘事业的骨干力量。

因此,时任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在对学员的一次讲课中这样说过:“有了准确的地图,指挥员就有了眼睛;没有地图,作战行动就没有了方向”。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也说过:“识别和运用作战地区的地形环境,对于指挥员来说至关重要,运用地图识别地形、地物是指挥员的基本功”。

1946年10月,随着内战形势的发展,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制图科,随着军区机关从河南武安县伯延镇,转移到武安冶陶镇,这时全科已经发展到16人,科长是张国器、副科长是张惠民。

在1933年时,根据军事指挥和作战实际的需要,我军开始设立战场测绘机构,中革军委在作战局下成立的地图科,这是我军最早的测绘机构。但由于缺少测绘技术人员和测绘器材,地图科的工作人员主要承担相关的作战保障工作,没有技术和能力进行军事要图的标会和印制。所以,军事指挥作战需要的地图极度缺乏。时任红3军军长的贺龙在一次对部队的讲话中,就要求官兵特别注意收集地图,并强调说:“找到1份地图,比缴获10挺机枪还重要。”

12月初,晋冀鲁豫野战军前指给军区发来急电,电令制图科科长张国器火速去受领紧急制图任务。张国器立即从河南省武安县冶陶镇出发,日夜兼程,赶到前指驻地山东省鄄城,李达参谋长传达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指示,要求制图科在半年时间内,完成中原地区1400余幅1:5万地形图的复制任务,保证部队的急需。

后来,红6军团在长征途经贵州的旧州城,在扣押镇远教堂的传教士鲁道夫?勃沙特时,发现了他随身携带了一幅一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地图,这对于不熟悉贵州地形的红军来说等于是无价之宝和指路明灯。军团长萧克便让这位传教士鲁道夫?勃沙特把地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都翻译成中文。后来,红6军团就是靠这张地图走出贵州。可见,地图在红军时期的珍贵和重要性。

张国器回到冶陶后,立即向参谋处长梁军汇报了在前指受领任务的情况,并提出选调人员的要求。上级领导同意选调人员。1947年初,张国器来到河南涉县小井村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招待所选调人员。崔世芳(1930年出生,陕西省绥德县人。1947年2月入伍。曾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制图科、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制图科,制图员、校对员;军委作战部测绘局、总参谋部测绘局参谋、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局长兼党委书记。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1年8月18日离休。)就是其中的一员。

我军最早的一次大规模军事测绘,是在长征途经遵义时开始的。因此,在军史上也称之为“遵义测绘”,这也是我军组织作战部队进行的首次大规模的战场测绘。

崔世芳当时以为绘图就是学画画,来到冶陶参观了绘制地图的流程后才知道绘制地图可不止画画那么简单,也正是从这一天起,崔世芳开始了他的测绘生涯,一干就是一辈子。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后,根据红军长征进行大规模行军作战和准备在遵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需要,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8日即电示各军团:“我野战军为与敌进行战斗,创立新根据地,对于现地区的地形道路应迅速侦察测绘并制图送军委”,电示并明确要求:测绘制图要以贵州1:20万地图为依据校正测绘,比例尺均为1:2.5万;以师或军团为单位组织,分期分组进行测绘;军团和师司令部在某地域停留1天以上即须测绘地形。同时,还区分了各军团和军委总司令部的测绘范围。其中,遵义新老城区及周围地形略图测绘由作战局地图科负责。

1947年3月底,制图科人员已增至46人,编为三个分队。此时,国民党派飞机轮番出动,对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机关所在地——冶陶狂轰滥炸。为了不影响突击任务的完成,制图科奉命转移到冶陶东北20里的庄上村。那里地形隐蔽,尽管敌机天天从上空飞过,但没有轰炸,绘图的战士们可以投入到紧张的绘地图的战斗中。

据此,军委作战局地图科立即行动,把地图科仅有的6名人员划分2个小组,以桐梓至贵阳公路为界,以遵义新老城之间的小石桥为高程起始点,分工负责。在城区用导线测量控制点,在郊区用交会法测绘简易地形。此次测绘,地图科用6天时间,突击完成了南北长30千米、东西宽25千米范围的地形测绘。随后,地图科又指导协助各军团完成所担负的侦察测绘任务。在此较大规模测绘的基础上,中央红军首次成功绘制了以遵义为中心,东至绥阳、凤冈、印江;南至息烽、贵阳;西至古蔺、叙永;西北至习水、赤水、合江、泸州;北至桐梓、松坎、重庆等地,方圆数百里的交通路线图。

战争年代地图的绘制和翻印工作,是在环境极其艰苦、条件十分简陋、时间相当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绘图用的小笔尖,解放区无法生产,要通过我党在大城市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冒着风险去购置,因此数量非常有限,每人只能发几个,大家都很爱惜,把这些笔看成手中的武器。新笔尖有的不好用,老同志就耐心地帮助年轻同志修磨,使笔尖达到书写流利、线条光滑均匀的程度。

1935年2至3月间,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利用“遵义测绘”的地形略图和路线图,声东击西,征南战北,四渡赤水,取得了长征以来连续作战的胜利,并扭转了长征初期被动的局面。

除了笔尖稀缺,解放区也没有笔杆,制图科的战士们就用高粱秆代替,长短粗细,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取。选好后,插上笔尖就能绘图了,高粱秆取之不尽,方便实用,很受同志们欢迎。

“遵义测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进行的第一次范围最大的战场测绘,在当时作战频繁、设备简陋、环境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各级测绘人员千方百计搜集资料,冒着炮火硝烟,调查兵要地志,精心绘制军事地图,虽然时间较短,测绘地形略图不是很精准,但在后来的作战指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我军后来的测绘工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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